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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豈之:侯外廬翻譯《資本論》 用馬克思理論研究中國史

    2018-05-03 20:50:11 鳳凰網歷史 張豈之

    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

    ——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

     

    張豈之

     

    一、緣起:2018年2月24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紀念日,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紀念日。鳳凰網將于2018年推出大型網絡專題片:“溯本尋流馬克思--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邀請國內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專家論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我是接受采訪者之一,感到光榮。我發言的題目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

    二、侯外廬先生(1903-1987年),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思想史家、教育家(新中國建立后,是西安西北大學第一任校長)。

    侯外廬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研究,是源自他于1928年至1938年整整十年對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翻譯,這個起點很重要。

    在李大釗(1889-1927年)先生的教導和影響下,侯外廬先生于1927年夏到達法國巴黎,為了在這里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巴黎,他的生活費由他父親供給。他父親是山西平遙的大戶,以為兒子到巴黎讀學位(其實不是如此),愿意在經濟上予以支持。

    外廬先生回憶說:“一到法國,我便從字母開始學習德文,經過近一年的準備,于1928年起試譯偉大的科學著作《資本論》。”這個時候,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尚未出版,因此,外廬先生接受馬克思主義沒有經過蘇聯的轉手,而是直接從馬克思的著作入手。

    外廬先生在回憶錄《韌的追求》一書中說:“對我來說,早年翻譯《資本論》,從來不曾體驗過走一步捷徑的滋味,只是全心全力地啃著堅果,而樂在其中。馬克思說的‘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這句名言,從翻譯《資本論》開始,真正使我領悟到它的深刻含義,故而畢生服膺。”這里充分反映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不失初心”的崇高理想。還要提到,在巴黎,外廬先生不只是翻譯《資本論》,還擔任附設于法國共產黨的“中國語言支部”的書記。

    1930年外廬先生從巴黎回國,路過蘇聯莫斯科,在那里他找張聞天同志轉黨的關系,等待數日沒有見到,他按計劃踏上回國的道路,黨的關系失掉了,后來外廬先生重新入黨。1987年,外廬先生重病,向中央組織部申訴1930年失去黨的關系的情況,中央組織部經過調查了解,認可外廬先生的入黨時間為1927年。

    1930年春,外廬先生回到哈爾濱,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東北。外廬先生到北平,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同時與王思華同志一起繼續翻譯《資本論》,上冊譯本于1932年9月以“國際學社”的名義出版,譯者署名為王慎明、侯外廬。

    以上情況表明,侯外廬先生基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而翻譯《資本論》,終身不渝。

    三、侯外廬先生對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做了深入的學習研究,畢生努力探索關于中國歷史、中國思想史的特點。

    馬克思除研究西歐社會外,還研究以印度為標志的東方社會,提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在馬克思看來,東方亞細亞生產方式有其自身的特點,這些和英、法等西歐資本主義社會不同。

    外廬先生遍查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于1945年在《中蘇文化》第4期上發表《我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心得》。

    外廬先生在闡述中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個歷史階段(奴隸制社會歷史階段)的兩種不同路徑。概括來說,古典的古代(如希臘)是“革命的路徑”,而東方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則是“維新”(改良)的路徑,從氏族社會走向文明社會,保留了舊有氏族組織的某些方面(如血緣關系);中國古代(奴隸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外廬先生的上述觀點,被歷史研究者認為是20世紀史學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基于以上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思考,外廬先生寫下了他的感受:“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仿效西歐的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會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了……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所顧慮地能夠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了。”(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序言》,又見《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談到這里,需要介紹一下《中蘇文化》雜志,在抗日戰爭時期,外廬先生的許多論文都是在這個雜志上公開發表的,而外廬先生同時是《中蘇文化》雜志的主編,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由于在抗日戰爭中國共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中蘇文化協會在1940年完成了全面改組的工作,不少進步知識分子參加了進來。由于蘇聯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蘇文化協會隨之發展。協會會長是國民政府的孫科。協會的各個編輯部門,基本上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知識分子所掌握。外廬先生擔任《中蘇文化》雜志的主編,這個雜志與中共黨報黨刊《新華日報》、《群眾》雜志相配合,成為我黨所掌握的輿論陣地。1939年9月28日毛澤東主席的名文《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就發表在《中蘇文化》雜志上。

    四、抗日戰爭期間,黨的領導與關懷,使外廬先生在中國社會史和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

    外廬先生在《韌的追求》一書中,回憶抗日戰爭時期黨對學術工作者的關懷與指導。他說:“在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的心臟所在地--重慶,周恩來同志,把我們一群渴望為抗戰出力,有志于研究而困難重重的學術工作者組織起來,充分調動了每一個人的積極性,還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學風正派,方向明確,大家同舟共濟,人人腳踏實地的研究環境。如果說,我一生還曾取得一些成績的話,一個極重要的原因便是,我受過周恩來同志的指導,我在那個環境中得到過支持,得到過鍛煉。”(《韌的追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第126頁)

    外廬先生又說:“我深有感受,抗戰時期黨為學術工作者創造了研究和寫作的基本條件,我得以奠定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的基礎,即在此時。周恩來同志親自組織、領導了一支實力堅強的學術隊伍,這支隊伍也是一個團結的、生動活潑的集體。我個人從這個集體中獲得過溫暖、獲得過力量。”(同上書,第127頁)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到1946年春,外廬先生決定和杜國庠、陳家康、趙紀彬先生一起編寫多卷本《中國思想通史》,這是外廬先生在抗戰期間學術研究的延伸和發展。陳家康先生由于事忙,后來沒有參加寫作,由杜國庠先生介紹,邱漢生先生參加了編寫。

    五、《中國思想通史》的學術特色

    1、闡述了某種生產方式取得支配地位的標志,是通過社會上層建筑的法律形式而表現出來的。馬克思論證社會變革的分期年代,總是以某種法典為標志,如梭倫變法之于古代,羅馬軍事化法律之于中世紀,拿破侖法典之于近代,等等。

    外廬先生將馬克思關于法典與社會關系的論說運用于中國古代歷史和思想史。他所說的法典是一個體系,而不只是一個文本,外廬先生論述秦漢法典,包括從商鞅變法到秦始皇建立“體制”,再到叔孫通“制禮”,蕭何立“九章律”,張蒼立“章程”等整個過程。

    2、“封建土地國有制”問題的討論。

    關于中國古代社會史,除《中國思想通史》中有所論述外,外廬先生還有兩部專著《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和《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他用“封建土地國有制”這個概念表述對于中國中古社會史的認識。對此,他有這樣的說明:“我所講的‘國有’即馬克思所指的‘國家’(例如東方專制帝王)或‘君主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這是封建制社會中長期占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式。”除此還有地主土地所有制,其中有豪族地主、庶族地主之分,也還有小農經濟等。

    六、《中國思想通史》的學術價值

    《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先秦時期)出版于1947年,作者有侯外廬、杜國庠、趙紀彬。第二卷(秦漢時期)和第三卷(魏晉南北朝時期),完成于上海解放前夕,作者增加了邱漢生先生。新中國建立后,于1957年完成《中國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的修訂增補工作。第四卷(隋唐宋元明時期)是在1957年至1959年完成的,作者隊伍有所擴大,于1960年出版,分上下兩冊。外廬先生說,第四卷“在總體上還是留下了粗糙的痕跡”。第五卷定名為《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1956年出版,包括明末清初至清代部分,由《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1945年出版)補充、修訂而成,從社會史到思想史,全面論述了中國的早期啟蒙思潮及其歷史特點。

    七、侯外廬先生重視青年科研人才的培養。

    新中國建立后,對《中國思想通史》一、二、三卷加以校訂,主要是外廬先生指導青年科學工作者去進行的。

    綜觀《中國思想通史》五卷六冊。從寫作、出版、修訂、再版,歷時較長,正值社會激變時期。在此時期,侯外廬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生活在動蕩中,承受各種壓力,但他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學術研究,完成了卷帙很大的著作,反映出老一輩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將政治信仰與學術研究實踐緊密地結合了起來。

    這里還要研究一個問題,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否有“學派”的區分?如郭沫若、呂振羽、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被人們稱為“史學五老”,他們都以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作指導,研究中國社會史、政治史、民族史、學術史、思想史等,在具體的學術觀點上各有特色。這表明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不是簡單的公式,并非只要按照這個公式計算,就會得出完全相同的結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是指:史學研究在理論上和方法上的指導,當它被用于史學中的具體問題時,面對浩瀚的史料和復雜的歷史社會關系,產生了學術上不同的理解,這是必然的,這也反映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史學研究方面的廣度與深度。

    外廬先生的學生輩,在總體上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修養不如老一輩,更加重要的是,他們所處的時代與老一輩學者完全不同,因此,對外廬先生的學生們,我認為,不必用“侯外廬學派”來命名。在國家、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歷史時期,外廬先生的學生們應努力學習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學人的高尚精神和科學方法,符合國家前進發展的要求,在新時代做出新的創造。

    我還要提到,2016年我和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們整理的《侯外廬著作與思想研究》共33卷,由長春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次對外廬先生學術思想進行全面學習、研究的精神勞動,在整理中我們收獲很大,體會到學術需要在傳承中前進發展。

    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的時候,我們回憶老一輩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做出的貢獻,會使我們在精神上更加努力做到將政治信念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推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向前發展。

    張豈之

    2018年4月

    責編:馬鐘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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