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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鳳凰歷史出品

    沈迦:西方傳教士如何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軌跡

    2018-07-16 11:14:22 鳳凰網歷史 張弘

    本文摘自:鳳凰網歷史,作者:張弘(鳳凰網主筆),原題:沈迦:傳教士與中西文化融合

    幾年前,《尋找·蘇慧廉》讓讀者認識了民國期間這位著名的英國傳教士和漢學家,這本書也被各家媒體評為年度好書。之后,作者沈迦又出版了《一條開往中國的船》,再度引起讀者關注。前不久,沈迦主編了蘇慧廉女兒謝福蕓四本著作《名門》《潛龍潭》《中國淑女》《嶄新中國》,由東方出版社出版。趁著沈迦回國的機會,就傳教士與中西文化融合等問題,鳳凰網專訪了沈迦。

    蘇慧廉女兒謝福蕓的四本著作

    沈迦:傳教士與中西文化融合

    教堂改變了底層社會的權力格局

    鳳凰網:我看到你的經歷,說你們家從你祖母那一代開始就信基督教,蘇慧廉本身也是一個傳教士,你做蘇慧廉研究的機緣和契機,包括你對他的興趣,里面基督教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沈迦:我能注意蘇慧廉,確實是因為宗教的原因,如果我不是出生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我不會關注蘇慧廉。溫州是沿海城市,晚清的口岸受到基督教的影響比較大,我相信,在沿海開放城市,有不少這種幾代人信仰基督教的家庭,我家一定不是特例。在我老家溫州,這種家庭比比皆是。今天的福州、廈門包括上海、南京,這些當年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城市,這是挺普遍的情況。

    因為有家族信仰傳承,我平常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會多一點,小時候看長輩怎么做禱告,禮拜天到教堂是生活的一個部分,認識奶奶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教徒,我從小就會跟著家里人去教堂,然后也會聽到一些關于傳教士、信徒的故事或者傳說,童年的心中有一些痕跡與記憶。

    我做蘇慧廉和謝福蕓的研究,一定是從這里開始。關注蘇慧廉以后繼續往前走,從《尋找·蘇慧廉》到《一條開往中國的船》,再到今天整理謝福蕓作品,就不僅僅只是宗教的原因。有時候,我更多想探索中國歷史走到今天的發展軌跡,或者也在尋找我們國家或者這個民族,這群中國人跟世界交往的模式,這個話題可能更有意思。

    鳳凰網:我看《一條開往中國的船》,就看到你尋蘇慧廉的墓地、故居,在海外查找資料。當你做這種歷史研究的時候,肯定是有你自己關注的問題,有當代意識在里面。

    沈迦:確實有當代意識。當代感越強,即當你尋找到的這個東西跟今當下發生更密切聯系的時候,其實打動你的更多。

    我起初做蘇慧廉研究的時候,沒有這么強烈的當代意識。當年只有一個比較樸素的愿望,就因為大家不知道這個人,我想告訴大家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人。2007年我確定下做這件事的時候,也只有這樣一個動因。但在尋找蘇慧廉的過程當中,我發現我的初衷改變了很多。我把它找出來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不是僅為這個人寫一篇生平,我其實(來就)想告訴大家,我們為什么忘記了?還有我們曾經有過的與世界相處的生存模式,對我們今天的啟示意義在哪里?包括我這次花不少的精力把謝福蕓這四本書推出來,其實不僅是告訴大家謝福蕓筆下多么精彩的故事,我更想說,我們曾經跟這個世界有很好的互動,中國跟歐美文明之間曾經無縫連接,并不敵視。我們曾經敵視,但逐漸化解掉了。說實話,那個時代人的現代化的程度或者文明的程度,看世界的眼光,有些地方比今天還文明一點。

    鳳凰網:《開往中國的一條船》里面有一個情節,就是毓賢在山西1900年殺戮傳教士,那一段非常慘烈,不僅殺死了傳教士,而且殺死了婦女和兒童。你剛才也說到,包括李提摩太甚至更早的一些傳教士,他們來中國的時候,克服的困難比蘇慧廉他們還要大一些,到蘇慧廉這一代傳教士,可以算是磨合比較好的階段。你如何看待晚清到民國這段時間,由傳教士帶來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

    沈迦:晚清的時候,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列強或者叫基督教文明的國家,跟我們傳統的中國大陸,最早就想尋求一種合作,其實鴉片戰爭的核心就是要做貿易,英國并沒有想侵占中國領土。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清廷確定打不過英國,然后坐下來談判,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真正的開放了口岸,開始通商,傳教的內容都寫入不平等條約。

    最初只能在《南京條約》中約定的五個城市傳教,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就變成沿海的口岸,甚至到內地都可以自由傳教,可以建教堂,傳教士可以在中國居住生活。也有人講,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的炮艦進入大清,但這些來華的傳教士其實不屬于他們國家的政府。因為教會在西方是NGO組織(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即非政府組織),不是政府撥款的組織,那些來華傳教士不拿國家的工資,不是為他的國家工作的,他們認為自己是為上帝工作的。所以,大量傳教士都自發向他所在的教會報名,前往中國傳教,這就是晚清傳教的基本組織模式。

    他們帶來西方基督教的精神,那一套理念,跟中國2000年來儒家的思想體系是完全截然不同。中國最典型的士大夫的思維認為,我們有天下最好的一套文明體系,我們根本不需要你送來一套陌生的理念。第一,他們當年確實是夾著不平等條約而來,第二,帶來完全陌生的理念,因此自然就有很多沖突。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當年的城市和農村,特別到縣以下,都是儒家士紳占領了權力中心。基督教進來以后,突然出現兩個權力中心,特別是政府允許傳教士在內地建立教堂以后,以教堂為中心的權力中心跟以孔廟為中心的權力中心發生權力爭奪,下層的人想脫離以孔廟的那個中心,只要投靠教堂,那些人就沒辦法了。

    這種沖突在當時有教堂的地方都有,其實這是教案發生的最根本的原因。面上講是一種思想的斗爭,其實背后是一種權力的爭奪。為什么在中國的教案當中會傳出那么多謠言?說傳教士殺了孩子,拿孩子的心肝、眼珠做藥……很多教案里面都有這些遙遠,這些謠言哪里來的?其實是當地士紳炮制、傳播的,因為教堂動搖了他們的權力基礎,越到下層,對儒家權力中心的動搖越大。原來一個宗族社會里,我完全可以說了算,今天突然來一個教堂,下層人跑到那邊去,這就是晚清教案頻發非常核心的一個原因。

    鳳凰網:也就是說,教堂改變了底層社會的權力格局,從而引發了紛爭。

    沈迦:是的。由于清廷屢戰屢敗,連李鴻章、慈禧都怕洋人,所以在地方上,有人跟洋人有矛盾打官司的時候,洋人一定贏。為什么呢?決定地方官的是他的上級,最上級都怕洋人,你還不輸嗎?那你越下面越輸,底層民眾的民族情緒就越強。洋人,包括部分傳教士,因此就更趾高氣昂。有些教民本身就是刁民,他們原來在儒家體系內是被邊緣化的人,所以投靠了教堂這樣一個新的權力中心,再加上有些西來傳教士比較單純,有時候會聽信這些刁民的言論。傳教士有時候為一個刁民上訪到最上面,上頭督下來結果知府就被免了。中國傳統文人有些還是很有骨氣的,心里不服,結果民族情緒、民族矛盾就越來越激烈。所以,這樣的糾纏就變成一個個教案。

    毓賢在山西屠殺傳教士、婦女和兒童,今天看來不可理喻,但毓賢在他民族主義的自我思維的模式里,或者在他的擁躉當中,他是英雄。毓賢是讀過書的人,有這么高的官職,他本質上不會是個簡單的暴民。但是,他當著孩子的面把母親殺了,當著先生的面把妻子殺了……毓賢在西方的形象就是一個尼祿,慈禧后來殺他,要做她的替罪羊。毓賢最后死亡的過程留下不少記錄,他走向刑場的那天,蘭州萬人空巷,他慷慨激昂,民間給他多少挽聯啊,他覺得自己是殺身成仁。假如把這兩幅圖拼起來,就會看到我們這個民族分裂成什么樣,但是,毓賢的思維模式很有市場。

    沈迦

    人道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

    鳳凰網:恰恰在這一點上,我看到蘇慧廉的價值和意義,他在中國創辦學校、醫院也好,研究中國文化也好,盡管前面有很多的隔閡,但是經過時間的考驗和他自己的行為昭示之后,還是可以看到文明的融合,你怎么看?

    沈迦:我們今天做的教育的工作,讀書的目的,其實就是讓天底下的人都能和平相處。恐怖組織那些人,到倫敦地鐵一炸,他們做這個舉動可能也覺得壯懷激烈。在某個層面,他不知道自己的所謂壯懷激烈,這個世界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從這個層面看,毓賢也是不懂的。清廷害怕聯軍會開進山西,惶恐萬分之際,有人想起了來自英國的傳教士李提摩太,能救這盤危局的也許只有這個洋人。李提摩太1901年5月29日將一份解決方案《上李傅相辦理山西教案章程》面交李鴻章。就賠償問題提出如下建議:共罰全省銀五十萬兩,每年交出銀五萬兩,以十年為限。但此罰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為開導晉省人民知識,設立學堂,教育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迷惑。選中西有學問者各一人總管其事。李提摩太自言:“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的大學,以克服人們的無知和迷信--這種無知和迷信正是導致對外國人屠殺的主要原因。”李提摩太提交的這個共贏方案,蘇慧廉認為是一個慷慨而偉大的提議,并且只有像李氏這樣經驗豐富與具遠見卓識的人才能提出來,這才有了后來的山西大學堂。1907年7月蘇慧廉偕妻子抵達太原,成為山西大學堂西齋第二任總教習。

    鳳凰網:李提摩太這個建議沒有提出過分的要求,還說不要再追究官員責任,因為牽動面太大,這種胸懷確實了不起。

    沈迦:這其實就是世界主義、人道主義的胸懷和眼光,它已經跨越種族,甚至已經跨越宗教信仰,這才是偉大的人。就說基督教里面的傳教士,他們是以天下為胸懷的。《尋找·蘇慧廉》里面沒有擴展開來講更多,其實庚子教案里被殺掉的外國人,每一個人都有故事,當時大部分都選擇不要賠償。還有一個傳教士全家死在這里,他的兄弟在美國,是美國當地的精英。他提出,用他哥哥的名字在太原辦了一所醫院,繼續幫助當地百姓。還有幾個死掉的美國傳教士家庭聯合起來,在孔祥熙的故鄉山西太谷辦了一所銘賢學校,委托孔祥熙做中方負責人。銘賢學校就是今天山西農業大學的前身,它跟美國歐柏林大學結成姐妹學校。山西教案這些死難者家屬,是用世界主義的胸懷回報中國。

    鳳凰網:這些事跡,讓中國的一部分人指使人受到了很大的觸動,這是否化解了后來的中西文化沖突?

    沈迦:對抗轉為平緩是1900年庚子教案以后,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慈禧已經知道,再跟西方如此對抗就完了,所以她終于決定放棄對抗。所以,1900年之后20年左右,迎來了西方的文化進入中國的黃金時間,那時候,人們開始以去教會學校讀書為榮,同時,也以是一個基督徒為榮,那時上層社會很多人信奉基督,基督徒變成社會高等級人,反有優越感。同時也是那個階段,中國建了最多的大學,最多的教會學校。

    鳳凰網:我記得,周有光先生大學一二年級就讀于圣約翰大學,他的回憶錄里面有一個細節記得非常清楚,他說圣約翰大學畢業的學生就業前景非常好,都是做外交官什么的,可以一躍進入精英階層。

    沈迦:對,民國初年的時候,外資開始大舉進入中國,他們有資金的優勢,有管理模式優勢,你會英文,并且在文化上相對跟他接近,就能得到最好的就業,所以自然使得很多人愿意把孩子送到教會學校。但到1925年開始的民族主義浪潮,又開始一輪新的敵對,后來有“五卅慘案”、“省港大罷工”……我們看近代史的這一百年,從起先的親英美,到后來孫中山聯俄后,社會又開始轉變。總之是反反復復。

    鳳凰網:《一條開往中國的船》里面有一個細節很有意思,蘇慧廉在山西大學堂,送了大概三十幾個人去英國留學,后來都畢業了,有的后來還回到學校去服務。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人以革命為職業,用愛國主義做旗幟煽動民眾,導致礦山的合作告吹。英國人在的時候有技術也有很好的管理,效益也好,大家收入也高。學生起來把英國人轟走以后,礦山的效率很低,管理也很差,效益不如以前。

    沈迦:實際的狀況是,科舉廢掉以后,中國的留學生分兩撥,一撥去歐美,一撥去日本。去歐美的后來很多變成技術人才,我們的兩院院士大部分都是早年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大文人,如胡適、錢鐘書、冰心、徐志摩等,也是當年留學歐美的。但從日本回來的大多成了革命者。那個時候去歐美學費貴,旅途遠,并且歐美學校門檻高,家里錢少進不了,你讀書不好畢業不了。日本離中國近,旅費便宜,并且雜牌學校遍地,一些人就到那里混個文憑,不好好讀書就走向社會。

    謝福蕓在英國名氣比蘇慧廉大

    鳳凰網:從蘇慧廉到謝福蕓,蘇慧廉的影響主要在學術界,謝福蕓的影響主要在英國的大眾層面。這父女倆的這種中國情結之間,是有一種怎樣的微妙的關系和淵源?

    沈迦:他們的差異,有個性差異,也有職業的差異。蘇慧廉的個性比較嚴謹,不茍言笑,比較嚴肅,做事條理性很強,極其的勤奮,非常適合做學術,所以他成為了極其偉大的漢學家。那個時代,在牛津做到漢學教授這個職務,就相當于歐洲漢學的皇冠,他的學術成就,大家今天有目共睹。也正因為這樣個性,所以他留下的材料當中,基本沒有自己的生活。即便是寫一本溫州的傳教回憶錄,寫的也像是宗教調查報告。他不是一個生動的人,并且不記錄今天到哪里,明天到哪里。

    謝福蕓是他的女兒,一是性別不一樣,二是她不是以一個學者來要求自己,但她也是劍橋畢業,有很高的思想高度,并且有很好的文筆。同時他們觀察中國的角度也不一樣。兩個人不同的稟性,使得謝福蕓會以文學的狀態描述中國,蘇慧廉以學術的狀態記錄中國。

    但他們的共同點是熱愛中國,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有時候覺得他們對中國的熱愛讓我們動容。這種熱愛哪里來?最樸素的理解是他們在中國待了太長時間,而謝福蕓出生在中國。從蘇慧廉來講,最年輕的歲月或者他最大事業的成就在中國,中國讓他有很強烈的存在感,并且他在中國做了很多的事情,中國人對他很認可,與中國人有很深的感情。謝福蕓則出生在中國,一生六次來華,她對中國很依戀,如果能重回中國,她有一種沖動感,因此,她當然希望這個地方更好。

    他們熱愛中國,但他們又是局外人,思維模式也是西方的,所以他們能夠跳出來,理性地看待中國,也知道中國的問題在哪里。最感動我的就是蘇慧廉在生命最后的時候,一個中國留學生去醫院看他,那時候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蘇慧廉說,你對中國的未來需要耐心。我覺得這句話講出了中國最大的問題,解決中國任何的問題都需要耐心。中國是一個變化太緩慢的國家,魯迅說搬動一張桌子都得流血。我覺得蘇慧廉讀懂了中國。

    我認為,謝福蕓也很懂中國,因為她知道西方社會是怎么走過文明轉型軌跡的,我們是沒有走過,所以經常會操之過急。那么龐大的一個文明古國,只能慢慢地轉型。

    鳳凰網:從謝福蕓的《名門》來看,她和翁斌孫一家幾代人建立深厚的感情,可以說,她本身就是一個標本,西方人跟中國的家庭的融洽相處,無論是情感方面的也好,文化方面的也好。這種融洽的發生在于,這兩家人他們都有比較高的文明程度,可能也有很好的理性,很包容的文化心態。你在國內生活多年,后來移居國外,對此有何感受?

    沈迦:第一個認同,就是這兩個家族都是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常熟翁家是中國傳統儒家士大夫家族的代表。中國文化有很好的一面,比如自省、自律、待人接物的禮節,下輩應該怎么做,做官不為自己謀物質利益,等等。翁家有很好的家風,要不然難以立足幾百年,這是代表中國傳統儒家文明的一面。蘇慧廉這個家族代表西方文明,兩個文明在高度上有一致性,文明本身是相通的。我非常認可你這個觀察,但我還想補充的一點,就是他們都有為人真誠的一面,沒有讓文明變成一種表面的禮儀、表面的客套。

    我舉一個例子:謝福蕓比翁斌孫的兒子,就是書中的“勵誠”(即翁之憙),其實年長了11歲。謝福蕓為什么能跟他們玩得那么好?西方人有他真誠,很天真的一面,這種真誠讓他們能夠跨越一定的年齡。

    第二,“勵誠”1926年作為徐樹錚的秘書隨代表團到英國倫敦去的時候,謝福蕓來見他,那個時候翁家(中國的翁家)出現了些經濟問題,家里人想讓勵誠趕快回來,他一直和謝福蕓以姐弟相稱,所以把苦惱告訴她。謝福蕓其實不是太能理解中國大家族里面的這些問題,但她即表態,我先生死了,留下一筆遺產,如果你需要錢,我這筆錢先給你。

    翁萬戈就是翁斌孫的孫子,勵誠的兒子,今年正好100歲,他也知道我做蘇慧廉研究,他聽到蘇小姐的名字的時候很親切。(他年輕時就知道蘇小姐,但不知道她叫謝福蕓。)我請他為謝福蕓這四本書題寫書名,100歲的老人說“義不容辭”,“我很榮幸能為蘇小姐的書寫書名”。

    鳳凰網:你說謝福蕓在西方名氣比他爸爸蘇慧廉名氣要大。就有沒有發現有一些讀者,比如說當時的英國人受到謝福蕓的影響,后來在中英交往里面發揮作用?

    沈迦:我對謝福蕓的研究沒有這么深,但我能夠舉證謝福蕓在她的時代,在歐美的暢銷程度。第一,比如《名門》這本書有很多的版本,有口袋本、精裝插圖本,簡裝本,有英國版、美國版,甚至還有德文版,而且不斷被重印。這就表明它當時很受歡迎。

    第二,謝福蕓留下了一封信,這封信就是1926年1月寫給勵誠的英文信,今天還保存在天津的翁家。這封信說,“勵誠,你好,12月份的信我收到了,你竟然第一時間已經知道《名門》出版了(勵誠懂英文,當時中國可以訂閱英文報刊),我很高興,你說這本書很好,這本書其實有很多的書評,但可惜這些書評都發表在通俗報刊,不是學術報刊,好在這本書銷量不錯。”這封信離《名門》出版大概就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再一個,謝福蕓1959年去世的時候,我看到《泰晤士報》發表的訃聞挺長,說一個知名的作家去世了,第一段就介紹她是《名門》的作者,告訴英國人這本書是20年代出版的,這個人是誰,還以這幾本書作為她的標志。謝福蕓自己晚年其實生活挺艱難的。她的先生謝立山是爵士,英國政府可能對這種貴族遺孀有政府補貼,但你得寫報告,英國人的收入是公開的,你今年納稅多少錢,今年收入多少錢,為什么申請這筆資助,還得有證明人。我在大英檔案館看到她寫的申請資助的報告,聲明自己的版稅收入隔了30年以后已很有限,靠這個錢已經不能維持生活。

    教會大學對中國貢獻卓越

    鳳凰網:在原來的觀念中,一直就有一個說法,教會是文化侵略,還是為帝國主義在中國謀取利益服務的。從表面上看,這套說辭似乎言之成理,也有一些人相信,他們認為,教會他就是來傳播西方文化的,就是來影響我們的。那么,從蘇慧廉等英國傳教士的主觀意識和實際行動來看,我們應該怎樣理性客觀地看待這些說法?

    沈迦:這里有幾個關系我覺得要厘清:第一個觀點前面講過,西方的教會是NGO組織。在今天的歐美也還是這樣的,它不是政府組織,它們是政教分離的。所以,西方政府不可能撥款給宗教組織。因此,西方的教會跟政府沒有關系,也不是為政府服務的,它不傳播政府的理念跟意識形態。最簡單的問題,我不拿你的工資,憑什么要給你做事情?有些人有意混淆這一點,要把這兩者連在一起。

    第二點,傳教士到中國來,無論是建學校還是辦醫院,還是辦慈善,建教堂,都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傳教,這一點是不可回避的,他第一目的是傳播基督教信仰,辦學校跟醫院,只是迂回戰略,可能用這個方法能讓中國民眾更容易信基督教。那么這就有一個問題,就是傳教士傳播的基督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這就取決于對這個信仰的看法。他傳播基督教,民眾信了以后為美國政府服務,或者為帝國主義服務,還是信了之后為你服務了。信仰他要改造心靈,這個心靈最終是讓你成為它的走狗還是讓你成為自己、成為一個獨立人格的人,我認為這是問題的核心。

    當年教會學校畢業的、從歐美歸來的留學生,包括后來成為中國兩院院士的這些人,這些人回國以后,可以說頂起了中國整個二十世紀的學術天空。這些人是為中國服務了,還是為美國服務了?民國的大師活的這么有風骨,他們做了洋人的走狗嗎?沒有。民國時代的大學畢業生,包括前面提到的周有光先生,為什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和道路,年逾百歲還要吶喊、發聲?周有光先生剛剛去世了,但還有個年近九十的資中筠先生在發聲,他們當年都在教會大學受過教育,你說他們是在為美國發聲嗎?他們以老邁之身承擔起這個社會的良心和責任,就是覺得我應該做這個事啊!

    那個時代講健全的人格,蘇慧廉也講山西大學堂培養的就是學生健全的人格。上海圣約翰的校訓是“光與真理”,其實這是耶魯大學的校訓。蘇慧廉在溫州的時候有中法戰爭,中法戰爭中國慘敗,但這個消息傳到中國,傳到溫州的時候,變成中國人勝利了。蘇慧廉是讀英文報紙的,知道中國敗了,但民眾都在傳中國勝了,奔走相告,并且說這個老外怎么還在這里,應該趕出去。中國近代積弱,需要有謠言來安慰自己,那時候也沒有多少人懂英文,不明真相。一百年后,我才讀懂為什么中法戰爭在中國的信息傳播會與事實大相徑庭。

    鳳凰網:蘇慧廉他們在中國做傳教、辦學校、辦醫院,做各種公益事業,在現實中起到的作用其實還是比較明顯的。但是這里面就陷入一個困境在于,一部分民眾總是很容易被煽動,從你對蘇慧廉父女,以及傳教士的研究角度,你怎么看?

    沈迦:我認為,容易被煽動的死結就是中國的每一個個體沒有完成獨立理性的建構,總認為自己是某一個組織中的依附者,沒有獨立人格與精神。用西方話來講,中國一直沒有完成個人的思想啟蒙工作,這個工作至今都沒有完成。我們所受的教育,一直是灌輸、奴化的教育,中國儒家體系中,宗族也是束縛個人的。后來的教育也強調,集體利益比個人要大,個人是可以被犧牲掉的。你是不用思考的,只要聽從、服從就可以了,長而久之,你也就不會思考了,只希望有人幫你解決問題。我覺得中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教育的問題。

    蘇慧廉和其他傳教士當年辦的教會學校就要打破這一點,就是讓每一個個體能夠蘇醒,每一個人都是偉大的,每一個生命都同等重要。謝福蕓在北京辦的學校,也是基于喚醒女性的獨立意識。

    采寫:張弘(鳳凰網主筆)

    責編:馬鐘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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